评鉴 | 说不尽的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传》评鉴

编者按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叙述司徒雷登的人生经历时注意强调文化和社会环境对他人格形成的作用，使得传主后来的人生轨迹有可以发掘的文化和心理渊源。比如司徒雷登所以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教育家而不仅仅是一个传教士，比如他在调处国共矛盾时表现出来的理想主义和保守主义倾向，作者在书的前半部分其实已经暗示到或者埋下了伏笔，让读者觉得真实可信，没有空穴来风的突兀感。”

张俊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鲁迅文学院教师，青年批评家。

李跃森：《司徒雷登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398页，30万字。

李跃森，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专家、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生导师、著名剧作家、《中国电视》高级编辑、“飞天奖”评委。作品主要有传记文学《司徒雷登传》和电视剧编剧《三十而立》、《天地之间》、《司徒雷登传奇》、《龙票》等。

1876年6月，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杭州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父亲是传教士，母亲是一家教会学校校长。1887年，在杭州生活了11年的司徒雷登第一次跟随父母回到祖国。在美国，司徒雷登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成长起来，并最终成为一名传教士。1904年，司徒雷登回到阔别16年的中国担任传教士。辛亥革命爆发后，司徒雷登开始关注中国政局的发展，并由此对中国的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9年元月，司徒雷登北上，正式出任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经司徒雷登苦心经营十多年的燕京大学交融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知识精华，古今融汇，中西合璧，成为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大学之一。抗战爆发后，司徒雷登对美国的和平主义、中立主义深感不满，并选择了留在中国。北平沦陷期间，司徒雷登带领燕大师生与侵略者巧妙周旋，成为中国在华北的最后一个文化堡垒。

由于司徒雷登幻想以和平的方式结束战争，加之身份的特殊性，他同意以个人名义在中日之间进行斡旋。美国对日宣战后，从1941年12月开始到1945年8月，司徒雷登遭到日本占领军拘押达3年零8个月之久，司徒雷登的“抗战”让他成为“在中国最受尊敬的美国人”。抗战胜利后，美国希望在中国成立由改良的国民党领导下的民主联合政府，先后派赫尔利、马歇尔赴华调处国共矛盾。马歇尔调处失败以后，推荐“德高望重”并且“在中国有长久经验”的司徒雷登担任驻华大使，继续他未完成的使命。然而此时的中国实无和谈之可能，因此司徒雷登满怀热情的调停努力注定要失败。到1948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以后，司徒雷登选择留在南京，他希望在未来的新中国与美国之间继续发挥作用，他的做法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1949年8月，司徒雷登黯然离开中国。

1952年的院系调整，燕京大学结束了在中国存在33年的历史。

1962年，司徒雷登在华盛顿去世，享年86岁。

司徒雷登终其一生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主持燕京大学和担任驻华大使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应该说，司徒雷登在华50年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为中国社会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

司徒雷登首先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教育家，他苦心孤诣经营的燕京大学是他教育事业的杰作。司徒雷登基于对中国国情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希望在保留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按照西方模式改良中国，使中国在物质和精神上强大起来。为此，他主张基督教信仰的中国化，坚持从中国的知识分子入手，让他们接受现代教育，成为未来的人民领袖。在这样的教育理念指引下，燕京大学秉持“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借鉴西方现代教育理念，融合中国传统道德观念，成为当时与北大、清华鼎足的高等学府，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各方面人才。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开中国精英教育、社会责任教育先河，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司徒雷登又是一个满怀基督教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外交家”，他的身上兼具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保守主义。调停开始后，在与蒋介石的接触中，由于宗教信仰的一致性，司徒雷登莫名地对其产生了好感，并自然地支持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实现中国的统一。不可否认，司徒雷登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真诚地希望中国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但是他天真地把自己对于中国的感情等同于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感情，视美国为中国“最不谋私利的真正的朋友”，暴露了他基督教人道主义的局限性。事实上，马歇尔的调停失败以后，国共内战的局面已不可避免，司徒雷登幻想凭借自己与国共两党领导人的私人关系促使双方达成停战协定，结果是他既无法说服蒋介石放弃武力统一中国的图谋，也无法让共产党相信蒋介石和谈的诚意。司徒雷登对国民党为获得道义上的支持而做出的和谈姿态信以为真，共产党对之却洞若观火。司徒雷登的错误在于，他把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希望寄托在一个独裁者身上，结果不过是让自己成为独裁者的挡箭牌。司徒雷登既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执行者，也是这一政策的受害者，在中美关系史上，司徒雷登作为外交家的作用微乎其微。

在《司徒雷登传》中，作者用生动的文笔详细勾勒了司徒雷登从传教士到教育家再到驻华大使的一生。其中作为燕京大学校长的经历在作者写来极尽细致与生动，从中能感到作者对教育家的司徒雷登的真诚感情。从燕大命名的始末，到司徒雷登22年间15次往返美国筹款募捐，从新校址的选择到司徒雷登为维持内忧外患中的燕京大学的正常运转不停奔走的努力，从种种相关的事到每个相关的人，作者都极尽详细地娓娓道来。这一方面固然显示了作者资料功夫的扎实和对传主的情感投入，有时也不免给人琐碎凌乱、详略失当的感觉。

在叙述司徒雷登作为驻华大使调处国共关系时，我们能感到作者对传主的态度如同司徒雷登彼时的心态一样充满了矛盾，但是作者没有停留在对司徒雷登作为教育家时的情感判断上，而是客观地剖析了司徒雷登身上的种种局限。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叙述司徒雷登的人生经历时注意强调文化和社会环境对他人格形成的作用，使得传主后来的人生轨迹有可以发掘的文化和心理渊源。比如司徒雷登所以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教育家而不仅仅是一个传教士，比如他在调处国共矛盾时表现出来的理想主义和保守主义倾向，作者在书的前半部分其实已经暗示到或者埋下了伏笔，让读者觉得真实可信，没有空穴来风的突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