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平庸的恶”之审辩——《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评鉴

对“平庸的恶”之审辩

——《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评鉴

　　【点评人简介】

　　谢小庆，心理学博士，教授，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原所长，中国教育学会统计测量分会副理事长。

　　【图书基本信息】

　　[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1982年初版，孙传钊根据2004年英文版译出，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582页，626千字。

　　【作者简介】

　　伊丽莎白•扬-布鲁尔（Elisabeth Young-Bruehl）是阿伦特的学生，在阿伦特的指导下，1974年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获得哲学博士。布鲁尔写作此书时任教于位于美国康涅狄格的卫斯理大学文学院。

　　【作品简介】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生于1906年，卒于1975年。这本关于她的传记分为四个部分，共10章。第一部分讲述主人公的童年和少年，1924-1929年大学生活与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恋情，1829-1933年大学后的生活，参与德国犹太人保护工作。第二部分讲述阿伦特1933-1941年流亡法国，1941-1948年逐步融入美国，1948-1951年在美国开始崭露头角。第三部分讲述阿伦特安稳的学术研究生活，1961年以后因《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而卷入漩涡。第四部分讲述1965-1970年间黑暗时代的美国，阿伦特参与反对越南战争，1970-1975年她的最后岁月。

　　【作品点评】

　　阿伦特属于研究反法西斯战争无法忽视的一位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她的思想和文字在其生前和身后总是引起学术界、政治界和社会学界高端人士不歇的讨论与争议。关于她的传记有多种，如加拿大菲利普·汉森所著、刘佳林翻译的《历史、政治与公民权》，美国帕特里夏·奥坦伯德·约翰逊所著、王永生翻译的《阿伦特》 。比较下来，唯有她的学生布鲁尔与她最为接近。本书作者布鲁尔为老师的传记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走访她居住过的地方，采访她的重要朋友，收集她的出生证明，学生时代的诗稿，博士论文清样，流亡法国时的身份证明，两次婚姻的法律文书，逃往美国时的护照和签证，大量的私人信件，等等。布鲁尔的这本获得首届“哈科特图书奖”。《阿伦特传》向读者呈现了丰富的一手材料，也适度地、有节制地表达了作者自己的一些评论和看法，保持了此书的真实与可读性。

　　阿伦特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她出生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人家庭，先后在马堡大学、弗莱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攻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先后师从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并与之保持情人关系） 和雅斯贝尔斯，25岁取得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1941年以后定居美国。她曾在加利福尼亚、哥伦比亚和芝加哥等大学任教，1959年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第一位女性正教授。她勤奋思考，笔耕不辍，先后出版《极权主义的起源》、《论革命》、《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黑暗时代的人们》、《共和危机》、《精神生活》等有影响的著作。在她去世40年后的今天，其对极权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与思考没有因她的离世而消减，其未完成的著作、笔记、书信等“新著”仍然持续以德文和英文陆续出版，并被翻译为西班牙文、法文、葡萄牙文、日文、中文等多种文字。

　　阿伦特是一个敢于批判的人。作为生长在德国的犹太裔学者，二战期间，她参与了对欧洲犹太人的救助曾被纳粹政府关押。纳粹的“集中营”中许多无辜的人受到欺凌、折磨，甚至虐杀，使她对纳粹势力在德国的蔓延与强权并最终导致欧洲浩劫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并使之与前苏联的“劳改营”做对比。她认真研读马克思的著作，也深受朋友圈中包括她父母、丈夫布吕歇尔等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阿伦特一直对资本主义保持批判态度，而常常同时遭到左翼和右翼的攻击：左翼攻击她对马克思主义和前苏联专政统治的批评，右翼攻击她对资本主义以及美国两党政治的批评。

　　阿伦特是第一个揭露了“平庸的恶”的人。阿伦特一生最重要的经历可能要算她在耶路撒冷参加了对纳粹战犯的审判之后写出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一书所引起的轩然大波。该报告最耸人惊闻之处则是此书副标题“平庸的恶”。

　　阿道夫·艾希曼是纳粹军官，对集中营中许多犹太人被屠杀负有直接责任。1960年，他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秘密绑架到以色列，1961年在耶路撒冷受到审判。阿伦特主动要求作为《纽约客》特派记者前往耶路撒冷报道审判。之后，她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了5篇报道，并汇集成书出版。阿伦特在报道中写出了自己对艾希曼的真实感受：艾希曼并非想象中那样是个十恶不赦的“恶魔”，实际上，他并不具有鲜明个性和深刻思想，只不过是一个平凡无趣、近乎乏味的人，他根本不动脑子，像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他既不阴险奸诈，也不凶横，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动机。在报道中，阿伦特还对审判的“复仇”性质提出了质疑，对某些犹太人组织领导的做法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阿伦特的文章在犹太人中遭到了强烈的批评。一是批评她用“平庸的恶”来为纳粹开脱。纳粹的种族灭绝罪行不是“平庸的恶”，而是“残忍的恶”，“根本的恶”，“极端的恶”。二是批评她对自己的犹太民族缺乏感情。也有一些人站出来为她辩护。这种争论又和美国的国内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一场关于以色列和美国政治的大辩论。

　　阿伦特对道德和创新意识鞭辟入里的分析剥开法西斯极权主义的源头。首先，导致极权主义的并不是是非不分的犬儒，而是“道德意识”。她深入分析了希特勒德国和斯大林俄国这两个极权主义样本，发现其中都包含对“崇高道德意识”的追求，都包含一套关于道德意识的话语系统，都包含对穷人、弱者的悲悯和同情，都包含对于资本、剥削者的愤懑和反抗。她说：“欧洲的人道主义是纳粹主义的悠远的源头”。（第247页）这显然不同于一般人的表层认识和朴素情感，但这是历史的事实和社会的真实。只有正视这一点，才能认识到这种隐藏在“道德意识”和“道德话语”背后的危害。其次，导致极权主义的并不是“守旧意识”，而是“创新意识”。她揭示德国和俄国的极权主义样本中都包含对旧世界、旧生活方式的批判和对新世界、新生活方式的追求，都包含对传统的反抗，都包含创新的冲动。她的论述启发我们对“保守”和“革命”进行更深入地思考，启发我们以一个更平衡、更务实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看到的社会弊端和不公正。作为反犹主义和“大清洗”的受害者，经过中国“文革”的受害者，自然会倾向于将这些罪行归因于“不道德”和“守旧”，从而带来心理上更大的慰藉和满足。但是，阿伦特更在意的是怎样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只有通过冷静甚至冷酷的形而上的思考，才能真正揭示极权主义的起源，从而对这些导致极权主义的因素保持警惕。阿伦特提醒我们，危险不是来自那些以“自私”和“守旧”面目出现的威胁，而是来自那些以“高尚道德”和“创新”面目出现的威胁。任何对崇高道德理想的追求，任何对新生活的追求，都不能以对基本人权的侵害为代价，都不应危及国家的共和体制，都不应以暴力的方式实现。法西斯战争是人类的一场浩劫，人类应该总结和吸取这次浩劫的教训，避免类似的悲剧再度发生。阿伦特无疑是最重要的思考者和写作者之一。她注意到，二战结束后仅仅经过短暂的5年，互相对立的两大世界阵营就开始在朝鲜半岛交火，世界长期处于两大阵营的冷战之中和新的世界大战的威胁之中。阿伦特超前的所思所言的确是独特的贡献。

　　阿伦特启发人们理性的启明和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尽管阿伦特遭受了许多误解、歪曲，甚至谩骂，但是，她仍然对人性抱有希望。1968年，她在自己的《黑暗年代的人们》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

　　所谓“平庸的恶”，主要是指“不思考”导致的恶。为了避免“平庸的恶”，就需要提倡思考。思考是对事实的探索，对探索的审辨，对审辨的质疑，对质疑的再审辩，最终得出审辩式思维的结果——独立判断之上的共识与妥协。我认为，阿伦特带给我们的最大启发是需要高度重视提高国民的审辩式思维水平。审辩式思维的核心问题是：别人这样说，这样想，这样做，那么你呢？如果你是一个具有审辩式思维能力的人，你应该根据自己的思考，学识，情感，经验，理性等作出自己的独立的判断，这是一个审问，慎思，明辨，决断的过程，这个过程所需要的就是审辩式思维。今天，在我们庄重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重温《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可以重新回溯一下我们对战争的认识，深刻反思法西斯军国主义产生的根源，加深对多极世界的国家关系、民族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认识。保持清醒的头脑，解决时下一些人不善学习、不求甚解、普遍缺乏审辩性思维的问题。

　　阿伦特将卡尔·雅斯贝尔斯一段话作为其《极权主义的起源》书中的卷首语：它既不归结于过去，也不归结于未来。它只是走过，一切都存于现在。由此，我们联想到一个具有人类远大理想的国家应当是由具有审辩式思维的公民组成的法治国家。这个国家的每个公民应当思考历史，展望未来，立足现在，履行宪法权利与公民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够杜绝“平庸的恶”，才能够阻止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独裁者制造法西斯式的社会浩劫。阅读本书一定要用审辩式批判式思维，关注阿伦特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状况，避免形而下地对号入座，生吞活剥，偏信偏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