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英雄传 | 用史实筑英雄——《项英传》评鉴

用史实筑英雄

——《项英传》评鉴

　　【点评人简介】

　　徐潇潇，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现就职于湖南省国家税务局，多年从事文字编辑工作。

　　【图书基本信息】

　　王辅一：《项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520页，489千字。

　　【作者简介】

　　王辅一，1929年生于江苏赣榆。新中国成立后，在华东军区、南京军区政治部任秘书、二级秘书（团职）、科长，主要从事文字工作。退休前为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副部长，少将军衔。

　　【作品简介】

　　项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出身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是中国革命史、党史、军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一位人物。他出生于贫寒的家庭，当过纺织工学徒，在对革命的认识与生活的磨砺中，他毅然走上革命道路，创办工人俱乐部，带领工人争取权益，赢得广大工人的信任，并因为出色的组织能力与坚定的革命信仰被吸纳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中来。他投身工人运动，发展武汉工会、推动铁路工运，组织工人罢工，参加党的历次会议，确立了在全国总工会中的领导地位，并组织武汉暴动；在奉命进入中央苏区后，正确地对待富田事变，保证“一苏大”、“二苏大”的顺利召开；三年游击战争中，带领新四军坚持抗日斗争，确立了新四军的地位。在皖南事变中，因优柔寡断错误决断，错信叛徒而被杀害。

　　【作品点评】

　　1941年皖南事变后，由于历史原因，项英的业绩多被抹煞，名字很快在党史、军史资料中消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史学界和新四军的老同志提出重新评价项英的问题。1984年12月，经胡绳、余秋里、杨尚昆、胡耀邦同志一一审定，对项英的历史功绩做了充分的肯定，对于他在皖南事变中的责任只写了“负有责任”，而不是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纠正了当年的片面指责。在此基础上，作者王辅一前后经历十年之久，经过大量资料查阅与史实考证，撰写出《项英传》，1995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由于该书出版后引起了较多争议，因此，作者几经考证对原书进行了修订，并于2001年重新出版。

　　对于项英同志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功过评述，史学界是一度存在争议的。本书作者是一名有着少将军衔的军旅作家，因此他既有文字工作者以事例感动人的描述方式以及严谨考究的研究方法，又具有军人耿直不阿的写作态度与公正客观的独特视角，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第一手史料为依据，公正地加以评述，澄清争议，最大程度地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立体、真实的项英，客观地评述了项英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特别是抗日战争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第一，积极参与新四军编组，不断壮大新四军力量，为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基础。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要求各游击区根据统一战线的开展和抗日战争形势，以保存和扩大革命支点为目的，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灵活地全面地改变自己的一切工作。在这样的形势下，项英对新四军的组编工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根据中共中央的意图和长江局研究的意见，代表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使新四军获得合法地位，解决了部队集结、物资供应、服装发放、经费来源等实际问题，明确了新四军的作战部署，并在叶挺军长赴香港筹款时期全面展开部队编组和集中等工作。至1940年底，由开始编组的4个支队10329人，陆续增编江北、江南、苏北指挥部和第五、第六支队与鄂豫挺进纵队，人数增加到88744人，比编组时增加了七倍半。新四军的建立及壮大，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原来进行的三年游击战争的结束，转入抗日救国的新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南方实现的一个重大成果，对于开展华中敌后抗战，迅速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第二，精心组织武装力量参加抗日战争，灵活采取战略战术，取得了一系列胜利。项英在国民党划定新四军活动范围的不利形势下，分析新四军优缺点，制订作战方针和战术原则，通过派出先遣队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等方式，扬长避短，挺进敌后，取得了蒋家河口战斗、韦岗伏击战等战役的胜利；1938年，在日军大扫荡、国民党军队企图“借刀杀人”的恶劣形势下，为了团结抗战大局，叶挺与项英率部灵活机智地阻击敌人。他根据党中央“稳健地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政治上强调抗日团结”的指示，及时调整战略部署，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增强广大军民抗日的胜利信心，多次粉碎日军大扫荡，保卫了皖南抗战阵地，用事实戳穿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的种种造谣污蔑，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新四军在皖南英勇顽强的斗争，打出了威风，让日军闻风丧胆，巩固了皖南的抗战阵地，为坚持华中敌后抗战有积极意义。

　　第三，极力加强政治领导，通过“以政治教育为骨干，以文化教育为基础，以科学教育为辅助”，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作用，使新四军一步步成长为正规化部队。从新四军组建时起，项英作为政治委员，就非常重视对军队的政治领导。他组建军政治部，组成战地服务团，在他的关注和指导下，由军政治部创刊《抗敌报》、《抗敌》杂志和《抗敌画报》等，加强宣传阵地建设。他所写的文章《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准备胜利的战斗》，针对新四军存在山头主义、游击习气等问题提出见解，强调要加强政治教育和马列主义教育。他在加强政治领导的过程中，还注意从实际出发来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如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南地区在大革命失败后与组织失去联系共产党员要求恢复组织关系，他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对待这类问题，经过严格的调查核实后，将符合条件的失联党员恢复身份。

　　第四，重视地下党的建设，为革命隐蔽精干，积蓄了力量。在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国民党当局的疯狂镇压，东南分局的党员大量失散，仍坚持活动的组织和党员人数很少，且特务机关一直进行监视和控制，革命形势十分艰难。在这种白色恐怖下，项英和曾山领导东南各省、区党组织，依托新四军在各地建立的办事处、通讯处、留守处等作掩护，一面联络、帮助红军游击队集结、下山、整训、扩军、改编，一面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在合法名义的掩护下，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与国民党展开争夺青年的斗争，迅速建立“青年服务团”“青年抗战后援会”、“民族解放先锋队”等抗日团体，动员知识青年和革命志士参加新四军，并加强党的建设，使它们成为抗日救亡团体的核心力量。到1940年底，东南局所辖范围有党员达5万余名，他们在各地领导抗日和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诚然项英同志为中国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在革命过程中所犯下的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作者非常客观地总结其几点教训：北移迟疑犹豫，丧失了转移时机；对脱离皖南险境缺乏紧迫感，把转移看作大搬家；过低估计敌人，过高估计自己；对谈判、交涉寄希望过大，耽误了移动时间；途中指挥失当，一再贻误战机；突围后在山区逗留时间过长，导致大错。

　　就写作手法来看，本书有以下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以双线并进，脉络清晰。作者以时间顺序为主线贯穿全文，以项英同志不同时期革命工作的主要地点为辅线，双线并进，将全书分七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简单明了地向读者展示了项英同志投身革命工作的大体情况。第二个特点是以事实说话，塑造形象。作者并未对他的性格特点过多评述，但读者能从事件中自我挖掘，更真切地感受人物形象。第三个特点是以朴实撰文，评述客观。对于项英这样一位存在争议的人物来说，事实是最好的佐证。粗略统计，作者参阅了30余本参考文献，实地考证了多名曾与项英共事或是对当时的情况比较了解的人，可以看得出来，作者为了充分论证项英同志对于革命的贡献与忠贞，用心地查找资料用以辅证，尽可能地用事实说话，让众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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